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引擎期货是多少倍杠杆，能源系统绿色低碳转型也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然而，长期以来，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普遍存在，农村地区生产力较低、经济发展模式滞后等问题较为明显，使得农村能源结构不够合理、资源利用体系相对落后，导致农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较为严重。
抓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契机来实现农村能源绿色转型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系统推进碳中和进程的重要手段。
中国农村能源利用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是农村能源资源丰富，但能源消费结构单一，能源利用效率低。
广大农村地区是能源贫困较为集中的区域，农村能源贫困往往出现在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群体和家庭。近年来，各级政府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但总体而言可再生能源发展在农村地区还处于起步阶段，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较小。
同时，农村能源需求还处在不断上升的阶段，不仅居民的炊事、取暖等基础生活用能需要得到保障，在农业活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也存在大量的能源需求。而技术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农村能源利用效率低及碳排放和环境污染问题。
从发展潜力来看，广大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秸秆、林业资源、沼气等生物质能，能够有效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乡村地区还未能形成科学有效的生物质能利用方式，农村地区能源转型任重道远。
二是农村能源基础设施不健全，能源转型压力较大。
能源基础设施是保障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策略使得城乡之间基础设施水平和质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地区有着广泛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需求，并且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优势，但能源基础设施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滞后，使得新能源汽车下乡、光伏产业发展等受阻。
从能源基础设施的角度看，农村地区不仅存在电网、充电桩、供暖设施等供给不够充分的问题，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也亟待绿色转型。一些农村地区电力资源有限，无法完全满足大规模生产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并存在电网布局不合理、能源基础设施老化等现象。
不仅如此，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重建轻管”现象比较普遍。一些能源基础设施的管理主体和责任不够明晰，部分充电基础设施、农村电网、光伏电站无人维护、无人监管。
三是农村能源利用模式相对落后，农村居民环境意识有待提高。
尽管各级政府始终重视和强调节能工作，但农村地区能源使用模式和利用技术较为落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低效的能源利用模式使得农村地区资源浪费和能源低效使用的状况比较严重，能源有效转换率不高。目前农村地区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产生了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叠加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使用不规范带来的土地污染问题，致使农村地区生态环境面临较大压力。
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农民和农村居民节能环保意识相对薄弱，对农业生产现代化、清洁化的生产模式了解不足且采用意愿有限，参与节能环保的主动性和意愿并不强烈。
广大农民和农村居民应是推动农村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力量，当前的农村基层环境治理情况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碳中和目标实现。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能源绿色转型的挑战
一是城乡科技发展差距较大，农村能源绿色转型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科技创新，但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人才外流严重，科技发展与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从产业科技发展的角度看，相较其他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还不够高，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还不够完善，农业生产率和发展质量较低。以美国为例，其人均粮食产量约为中国的3.6倍，农业劳动生产率约是中国的17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和对农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阻碍了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
同时，由于农业科技水平和农民认知的限制，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相对滞后。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的数据，2020年中国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约为8.9%，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21%和40.7%。
尽管农村地区具有特定的资源优势和土地优势，但大部分地区数字技术落后且缺乏配套的市场环境和政策机制，导致现代化能源基础设施以及高端能源产业难以向农村地区规划布局。
二是乡村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素存在短板，“技术+能源”协同发展效果较差。
新质生产力发展往往是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的过程，需要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和市场机制作为配套。农村能源绿色低碳发展需要人才、资金、政策以及基础设施等多种要素作为支撑。然而目前广大农村地区面临人才缺失和人口流出问题，在资金和基础设施方面也存在劣势和缺陷，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农村流出人口总量达2.98亿人，同比增长0.6%；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相较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低11个百分点。要素资源的短板在农村新质生产力与能源绿色转型中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同时，农村地区在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缺陷，可再生能源发展缺少良好的产业基础，已有的农业及其相关的制造业、加工业生产效率也较低，数字化、智能化程度不高。
三是农村可再生能源市场成熟度较低，能源转型发展阶段相对滞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需要市场机制的支持，然而目前农村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比较缓慢。
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难以承担可再生能源初始投资成本，农村金融服务也不够完善，居民获得融资支持的难度较高。农村居民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和维护方面也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导致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实施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密度较低，市场规模有限，导致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不足。由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企业投资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风险，导致农村可再生能源市场成熟度和产业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
此外，随着农村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将会有一些先进技术和产业模式快速普及应用。然而，农村地区的能源系统可能无法迅速适应这些新的技术与产业，造成能源转型发展阶段的相对滞后。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能源绿色转型的发展路径
总体来看，虽然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为农村能源绿色转型带来重要契机，但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农村能源系统绿色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仍需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培育和增强能源转型新动能。
一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能源绿色转型的基础。
一方面，推进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在乡村地区的覆盖，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打通数字技术应用壁垒。推动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带动农村分布式光伏、智能电网等提质增量，提升农村风电光伏使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为农村地区能源高效利用提供条件。在此基础上，完善农村地区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光伏+储能+汽车充电”一体化模式，形成以私人充电桩为主、公共充电桩为辅的充电基础设施系统。
另一方面，着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破除传统的农村能源利用体系，利用新技术来构建新型农村能源系统。充分发挥农村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稳步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提高农村电网的可再生能源承载能力。加强对通信网络、电力网络和充电桩等能源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避免设施无人管理及低效率使用等情况出现。
二是构建多元化的政策保障体系，助力农村能源系统数字化、低碳化转型。现阶段，中国在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多轮治理，各级政府需要积极建设长效机制，广泛吸引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和企业等经济实体参与到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积极培养和引进智慧农业、智慧能源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逐步提高农村能源利用效率，带动农村能源绿色转型。
随着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新技术的渗透和新产业的出现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政府及教育机构应更多关注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人才需求缺口，调整政策方向和招生方案，培养更多熟悉掌握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以及能源应用与发展的专业性人才，从而更好地满足乡村地区能源绿色发展的需求。
三是大力提升农村科技水平，不断推动农村“技术+能源”协同联动发展。
一方面，要着力提升农业科技和农村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特别是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加强对乡村能源利用的监督和管理。加强农业先进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投入，促进传统农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另一方面，加快智慧乡村和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能源系统的运行效率。进一步打造技术、平台、能源相互联通且高效融合的三位一体治理架构，让技术要素能够在广大农村以及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更多的高新技术投入到农村电网、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中，系统提升农村能源基础设施的技术水平和发展质量。
（作者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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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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